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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观察在中国受欢迎的斯蒂芬·平克为何在西方讨人嫌

归档日期:06-22       文本归类:观察炸点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西方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危机,许多人对未来充满着焦虑。在中国备受欢迎的斯蒂芬·平克,他的乐观主义很容易使许多社会问题都似乎变得“不是问题”,很容易让人无视难民问题、右翼崛起、政治极化、巨大的贫富差距、生态破坏等社会和政治问题。

  新世纪以来,世界整体局势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接踵而至,让许多人对人类未来的前景充满焦虑。知识分子们似乎不再谈论理性、科学、进步和人文主义的理念。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大家都对现代制度感到失望,反思启蒙以来所造成的弊病。在以特朗普为象征的强人政治兴起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更是都陷入撕裂和政治极化的漩涡。

  为此,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为此写了《当下的启蒙》一书,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进行辩护。他试图借助数据图表和历史常识来验证,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悲观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今天的世界的确是变得更好了,人们变得更富有、更长寿,而且,不仅是西方世界取得了这些进步,这些进步更是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

  斯蒂芬·平克抨击了那些“否定进步者”和“恐惧进步的人”,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太过于把启蒙运动的历史遗产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忘了启蒙运动的历史遗产。他还认为后真相时代的新闻媒体中的负面消息增添了读者的悲观心态,因为媒体总喜欢报道那些突发事件,而无视积累渐进的历史进步。为此,他重申了启蒙的价值,认为崇尚理性将会驱逐黑暗,并认为在今天,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理念是亟须竭力宣扬的。

  斯蒂芬·平克对当下社会的乐观心态和所宣扬的观点马上在西方引起了巨大争议。比尔·盖茨非常赞同斯蒂芬·平克的观点,并对《当下的启蒙》大加推荐。但更多知识分子站在了批评斯蒂芬·平克的立场上。为什么斯蒂芬·平克这种乐观的进步观点会在这个时代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为什么他对于现实社会的乐观判断会如此遭人嫌?大家反对斯蒂芬·平克的时候又在反对些什么呢?

  斯蒂芬·平克早期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如此大的争议。在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一名学者在学术圈内开始越来越有名气,但是并不为外界所知。这一切在1994年发生了改变,他出版了《语言本能》

  ,对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提出异议。平克将这个语言学争议打造成了教材中的畅销书。接下来,平克开始出版一些更受欢迎的书籍,比如《How The Mind Works》,《The Stuff of Thought》。他擅长于把晦涩难懂的学术问题“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普通读者看。他说这样做的秘诀在于,“你要把读者想象成大学室友,他们是那些像你一样聪明、好奇的人,只不过他们碰巧从事了其他工作。”

  平克的职业生涯在2011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变,他在那一年出版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他认为,对于地球上所有生物来说,我们可能生活在最平静的时刻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的启蒙》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翻新版,平克认为,人类现在不仅不那么暴力了,而且更加健康、快乐,这一切要归功于科学和理性。他非常喜欢用数据作为论据,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像伏尔泰、康德这样的思想家是人类如此繁荣的原因之一,而且,我们要继续遵守他们经历过时间考验的指导。

  他的观点在左右两派都引起了争议。对他抨击尤甚的是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在“剑桥联盟”的演讲中就称平克是他的“敌人”,他对平克所列的“数据和证据”表示深深的怀疑,并认为他掉进了政治正确的术语陷阱里。

  《纽约时报》认为,“斯蒂芬·平克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令人鄙视的——他对抽象的人文主义施予同情,却无视切实在受苦的人们。”在推特上,人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Pinkering”,用来描述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糟糕事情有着如阳光乐观态度的人。《Current Affairs》杂志甚至用漫画来调侃平克。平克在漫画中照着镜子对着自己说:“记住,无论别人怎么说,你在统计学上都不可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坏的人。”此外,还有许多人给斯蒂芬·平克取了外号“Peven Stinker”来嘲笑他。

  批评平克的人除了人文学科的学者,还有统计学家、前华尔街交易员Nassim Nicholas Taleb。Nassim Nicholas Taleb指责平克的统计推理是错误的,因为他无视统计学中的“肥尾效应”——“肥尾效应”指在证券市场上,风险被假设是遵守正态分布的,然而现实中那些集中在正态分布的尾部的所谓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比正常情况下大许多,一旦这些事件发生,就会导致市场极大的震荡。Nassim Nicholas Taleb认为,像核战争、生态灾难这样的风险,一旦发生,就类似于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巨大影响。然而,平克却回应道,Nassim Nicholas Taleb并没有好好阅读他的作品,并认为“他更像是一个霸凌者,而不是知识分子”。

  一些尊重平克工作的学者也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比如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Niall Ferguson,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坐在被炸弹炸开的坑里,说‘嘿,你还记得斯蒂芬·平克的那本书吗?’”他指出,就像1910年诺曼·安吉尔出版的《大幻想》一样,安吉尔认为当时的欧洲在经济上会联结得越来越紧密,通过战争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是越来越不可行的。当然,几年后,一战的爆发似乎是对这种论调的极大讽刺。

  对此,平克回应道,他只是想说明人类到现在为止取得的伟大进展,虽然没人能保证这些进展能继续存续下去。“如果我们继续努力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关乎人类福祉的问题的话,那么人类将会变得更美好”。

  耶鲁大学历史系和法律系教授塞缪尔·莫恩对平克的说法并不买账,他指责平克无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也拒绝看到世界变得更糟的一面。“我想他在告诉读者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他故意地把读者的视线从我们要面临的困难面前移开。”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David Bell在The Nation中撰文,批评平克的书里描述的历史,似乎存在着一个神秘的“曲线”,这条“曲线”引导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走去。平克反驳道,他们都在竖立一个稻草人作为靶子进行攻击,其实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平克认为,这个引导的力量就是支持社会进步的力量。平克还嘲笑道,知识分子普遍讨厌进步论,而他们却愉快地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他嘲笑批评者们,他们往往只会批评,却不会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然,还有人批评平克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不专业的。对此,平克承认,他的确很依赖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Niall Ferguson说,平克的问题在于其选择这些历史材料和数据得出的推论。

  相对于左翼来说,右翼对平克的态度明显会缓和一些。去年,在平克谈到另类右翼通常是由“高度的识字率和高度聪明的人”组成之后,他发现自己处于舆论上的守势。他在非自愿独身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各种偏执狂中投入了更多精力。他补充说,尽管那些另类右翼是聪明的,但是他们被引导接受了那些“令人厌恶的结论”,原因是他们这些政治不正确的想法就像一种“他们没有免疫过的细菌一样”。平克认为,更诚实和充分的讨论可以帮助大家不被吸引到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里。

  此外,平克还是《Quillette》的供稿人。《Quillette》是一群知识分子组织的在线期刊。他们的作者关系很松散,但他们希望在各大意识形态中建立自己的中间道路。《Quillette》的精神与平克的取向有些许相似之处,“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也是《Quillette》的供稿人,彼得森还邀请了平克参加了他的播客。虽然他们的观点相去甚远,彼得森也喜欢制造某种冲突效果,但是平克却讨厌争吵,他也不想在舞台上回击不同意见者。

  而最近,平克准备写一本书,暂定名为《Don’t Go There: Common Knowledge and the Science of Civility, Hypocrisy, Outrage, and Taboo》。他想要探讨不同派别之间的攻讦和侮辱背后的心理原因,“当自己的理解受到威胁,该派成员就有义务反击,因为他们的身份受到威胁。”这显然被视为他回应大家对其批评的一种方式。

  Nathan J.Robinson认为,大家之所以讨厌斯蒂芬·平克,是因为他只是在贩卖理性的姿态,而不是理性本身。人们一般不讨厌不理性的人,而是讨厌标榜自己很理性,然后指责你不理性的人。反对斯蒂芬·平克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统计数据在侵蚀人文学科,也不是他们意识不到人类的进步有多大,也不是如平克所说的,他们厌恶进步论,而是平克对他们的立场不屑一顾,为了反驳而反驳。平克用客观的数据却得出了一种暧昧的政治立场,从而无视当下急迫的政治和社会难题。

  平克指出的人类在这几百年中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不会愚蠢到完全无视它。Nathan J.Robinson认为,平克推崇理性,但是,他在论证的过程中充满着不理性。他经常用一些小样本的数据,或笼统武断的判断,就将反对者的观点一笔带过。比如,“许多社会批评家非常怀旧那些工厂、矿山的时代,那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在里面工作过”、“那些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穷人麻木不仁的人,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大家对穷人的态度”、“污名化化石能源也许很令人满意,它告诉我们为此牺牲了多少,但这样对气候变化于事无补……人类的道德情感不仅仅是道德;它鼓励非人化

  这使得平克的许多判断都答不到要点上,更像是某种“抬杠”。假如环境保护者不相信人类正在无情地毁坏环境,那么我们也不会有环保的共识。平克的批评者们当然不认为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对穷人更仁慈,也不会想回到那个工厂和矿山繁荣的工业时代,批评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有着全新的诉求。让污染者赔偿环境损失也是一个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办法。平克没有点出这些社会批评者真正抨击的地方,只是摆出一个反驳的姿态。

  另外,在平克的描述中,左翼动不动就称别人为种族主义者、剥削者、纳粹,这本身也是对左翼的一种极端化描述。偶尔,他还会玩“双重标准”。在《白板》里,他引用美国女性主义者葛罗莉亚·斯坦能的话:“你们在文学上需要的是像安德丽娅·德沃金这样的人,在法律上需要像我一样的人,在艺术上需要那些创造不妥协的女性视觉形象的人”。平克对此评论道,“只从一些能决定哪些是大家该欣赏的艺术和文学的知识分子那里继承某种传统是武断的”。且不论平克这种判断本身是不是武断的,平克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到艺术的时候,他却认为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是让精英艺术“堕落”的原因,这种批判与他先前的判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平克自己号称推崇理性,但是他在很多地方却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他经常躲避批评者对他的直指要害的批评。比如,有人质疑他对尼采的评价,平克认为尼采有着“反社会的疯狂”,却“成为人文学术界的喜好”。对此,平克只好回应道,他其实“没有资格批判尼采”。事实上,许多批评者都觉得平克压根就没看过尼采的书,或者根本不了解为何人文学科深受尼采影响就下此判断。这使得平克的这些判断在学术上站不住脚。

  实际上,平克所说的观点并不新鲜。知识分子自然更居安思危,更关注当下社会的许多问题。而平克的乐观主义很容易使许多社会问题都似乎变得“不是问题”。他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让人无视难民问题、右翼崛起、政治极化、巨大的贫富差距、生态破坏等社会和政治问题。平克认为,特朗普上台是人们开始倒退回“非理性时代”的标志,但是他却没能准确剖析出为何人们会退回到所谓的“非理性时代”。而社会改良的运动、甚至某种冲突,在客观上恰恰推动了许多“进步”,大家参与当中的情绪很可能是焦虑甚至愤怒的。而平克所鼓励的,凡事都要看向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在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大变革时代显得不合时宜。

  此外,现在“正在变得更好”并不意味着这本身是好的。平克所列的数据都在证明,从历史上来看,现在“正在变得更好”。变得更好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就一定要安心接受现状,变得更好不代表人们的怒火会消弭。因为欲望是相对的,影响人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事情。比如,平克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得许多人脱贫,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正如Jason Hickel所批评的那样,平克无视相对的贫富差距,即穷人和富人财富增长比率的对比,而这也是社会日益富裕但各种社会不满加深的潜在因素。

  平克并不相信我们正在“挣扎”中,他把许多政治问题当成可以用理性纠正的“错误”,这其实忽视了这些政治问题背后的利益冲突和价值斗争。他像把一切问题都“去政治化了”,他认为“政治就像科学、工程学或药学”一样。Nathan J.Robinson认为,这就很类似于奥巴马的世界观,但是这种功能论视角在奥巴马的任期里早已被证明了不可行。

  Nathan J.Robinson认为,也许平克对于被其他人觉得他“恼人”还蛮自豪的:“你感到我很恼人,是因为你的认知能力不能处理这些事实。这肯定是因为妒忌心和自恋。”启蒙的希望并不是把“启蒙”这个词放大到无限、进行广为宣传就能完成的,而是要一个个具体的斗争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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